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廉洁文化中国行 | 汴梁清明百草香

稿件来源: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发布时间: 2021-12-10 09:12:00 | 打印 | 字号:TT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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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打开《清明上河图》卷轴,柳岸长堤、望楼饭铺、市桥郭径、舟船车轩……一个繁华的世界、一座精美的都城,在卷轴间徐徐展开,红尘里的美好仿佛又活了起来,氤氲着世俗里的烟火气。

  让人称奇的是,在相隔几十步远的距离中,就有三处诊所药店,反映的医事活动涉及诸多方面:有兼售香药的酒店,有叫卖膏药的摊点;有官医,有走方郎中;分科也很精细,有内科、儿科、骨伤科等。据《东京梦华录》卷三记载:“马行北去,乃小货行,时楼大骨传药铺,直抵正系旧封丘门,两行金紫医官药铺……不欲遍记。”中医药在北宋的兴盛可见一斑。

  宋代中医学发展鼎盛,主要集中在以首都开封为中心的中原地区。张择端的一幅《清明上河图》不仅让世人了解到了东京汴梁城的繁华,更见证了中医药文化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渗透与融合。

  生活中处处有中医,中医学其实并不玄奥,它原本取材于大千世界,无比贴近于民众生活。它涉及的领域并不局限于医学,从饮食起居、养生保健、文学艺术到为人做官等等,处处闪耀着智慧之光。

  “五谷为养、五果为助、五畜为益、五菜为充。”许多蔬菜瓜果及动植物不仅能填饱肚子,也有着较高的药用价值。在过去缺医少药的情况下,有些东西信手拈来就可以治病,用起来也很方便。宋代过端午,“角黍包金,菖蒲泛玉……衫裁艾虎”,如今在开封当地还有“端午节日未出,采猫眼儿(一种中草药)用水煮”、“正月茵陈二月蒿,过了三月当柴烧”的农谚。

  为获得心理上的慰藉和身体上的健康,在古代,人们采取各种方式驱邪避害,从各地所建的药王庙来看,伏羲、神农、黄帝、扁鹊、孙思邈等均成为供奉的药王神。随着祭祀人数的增多药王庙逐渐发展为庙会,庙会担当起集市贸易和民俗活动的功能。

  古人还把中医药知识编入启蒙教材,以更好地传播和教化,并将“蒙以养正”作为一种社会价值取向。到了宋代,“朝廷兴建医学,教养士类,使习儒术、通黄素、明诊疗而施于疾病,谓之儒医。”医学知识相当普遍地为文人所熟知,将其入画、入文、入诗,融入日常,学医成了很多有识之士的职业选择。而北宋著名思想家、政治家和文学家范仲淹,留下“不为良相,便为良医”名句,大概是非常契合儒家“以济世利天下”的人生最高理想的。在当时,这对许多有识之士的职业选择起到了导向作用,促进了中医的发展,让“但愿世间人无病,何惜架上药生尘”变成了一代又一代“良医”的毕生追求。

  

 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,中医吸取了诸子百家学术精华,与诸多学科交叉融合。人们对中医虽习焉不察,中医文化却犹如空气般无处不在,其中蕴含的许多修身处事、做人为官的道理和智慧,深刻影响着人们的言行。

  在《清明上河图》中,“郭四郎茶坊”“一窟鬼茶坊”“蒋检阅茶肆”“饮子铺”……茶坊遍布、素食兴起,可见宋代人爱饮茶、重养生。对中医养生来说,“防重于治,不治已病,治未病”是中医养生文化的一大特点。

  养生先养心,修身先修心。古之医者,不仅要治身,还要治心。“正气存内,邪不可干;邪之所凑,其气必虚。”在中医中,正气足与不足乃是关乎能否得病的重要内在因素。这句话概括了中医的病理和医理及中医养生的法则,也是做人的硬道理。一个人只有培养好内心的正气、固好自身的正气,做到“邪不可干”,方能抵制外来侵袭的“邪毒”。

  而正气源自内心,心态很重要。在《新唐书》中,卢照邻问孙思邈养性之要,对方回答说:“天有盈虚,人有屯危,不自慎,不能济也。故养性必先知自慎也。慎以畏为本。忧于身者不拘于人,畏于己者不制于彼,慎于小者不惧于大,戒于近者不侮于远。知此则人事毕矣。”孙思邈传授的养性之道其实就是修身之道,就是要做到自慎,而自慎的精髓就是有敬畏之心。一个人若失去了敬畏之心,就会变得狂妄自大、肆无忌惮,容易做出越界出格的事情来。

  凡为医道,必先正己,然后正物。凡为医者,性情温雅,志必谦恭,动必礼节,举止和柔。古代医家无不强调仁心、正己和自律,要求从医者既要有高超的医术,还要有高尚的品德修养。

  北宋名医王惟一淡泊名利、醉心医学,在太医院任职的时候,面对院使的拉拢和诱惑,坚守原则,拒绝趋炎附势,更不愿同流合污,只想让针灸技术服务更多的百姓。医生修习医术之时,也是在修行个人,王惟一以其修医修心的行为展现了医者的风骨与仁心,令人钦佩。

  北宋神医杨介身上同样凝聚着这种思想的光芒,杨介每有诊误,必反躬自省,他勤奋一生、严于律己、谦逊求精,即使到了晚年仍不耻下问。在治好了宋徽宗的病后,他婉拒了皇帝的挽留,坚持在地方为百姓诊治病痛。当“神医”的声名从东京汴梁传向全国各地时,慕名而来诊治的人络绎不绝,无论达官显贵和黎民百姓,杨介都一视同仁。荣誉和声名最容易让人心生惑乱、迷失方向。只有内心宁静淡泊,摒弃这些身外之物,才能受得起繁华,经得起诱惑,走得更远。

  

  再看《清明上河图》,从“赵太丞家”旁边幡上“理小儿贫不计利”字样可以看出,这是一位擅长儿科、内科的医官,能做到“贫不计利”。这固然与其热心行医、注重医德、深明“医乃仁术”之理有关,也与北宋重视中医之术分不开。

  宋代是中医抗疫的一次高峰,对中医关注程度极高,先后成立过和剂局、熟药所、惠民局等官办药局,专门在赈灾时为百姓提供免费药品,编纂出《经史证类备急本草》等中医著作,颁布《太平圣惠方》《庆历善救方》《简要济众方》,“令州县长吏按方剂以救民疾”。

  文坛杏苑虽属不同领域,但由于传统文化诸多分支的共生性和整体性,往往医儒不分,古代先贤常亦文亦医,医文兼通,既是提笔便能写出锦绣文章的文坛大家,也是出手即可治病救人的中医大夫,是为“儒医”。他们既要救个人,还要抚众生,既要疗百姓,更要医家国。宋代出现了众多有着家国情怀的儒医,一个个闪亮的名字穿越时空,留在了老百姓的心中。

  苏轼就是其中之一。北宋元丰三年,苏轼离开京都汴梁,前往黄州赴任。刚到没多久,黄州暴发瘟疫,苏轼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,不是想到自己的利益安危,而是惦念着水深火热中的百姓,“独依旧社传真法,要与遗民度厄年”。此时,他想到手中有一个专治瘟疫的秘方,名曰“圣散子方”,是好朋友巢谷家里的祖传秘方。当初讨要时,苏轼曾经面对滔滔江水发誓:绝不外传,只能自用。如今,为了挽救千千万万患病百姓的性命,他哪里顾得上曾经的毒誓,迅速组织人员将圣散子熬成汤水后送给黄州百姓,将绝大部分患病百姓从死神那里抢了回来。

  元祐四年,苏轼调任杭州太守不久,再次遇到瘟疫流行。为救治百姓,他一边拿出“圣散子方”,配成药剂发给患者,一边派官员带着医生到各街巷为患病者医治,甚至还将妻子陪嫁的首饰卖掉,加上积蓄共筹黄金五十两,在杭州城中心众安桥旁边办起了一所“安乐坊”病坊。据记载,安乐坊在三年时间里医好了上千个患者。

  面对备受瘟疫摧残的百姓,苏轼将一个文人的情怀、素养、智慧发挥到了极致,他不只是一个高唱“大江东去”的歌者,也是一位把事业诗文功名写在大地上的平民文人的表率和典范,更是一名有着兼济天下的使命担当的战士。

  说到宋代的儒医,还有一人不得不提,他就是北宋著名医学家许叔微。11岁时,其父亲患瘟疫去世,后母亲由于悲伤辛劳过度,也离他而去。许叔微发誓学医,要拯救众多像父母一样被疫情夺去生命的病人,一辈子免费看病不收老百姓的钱。

  自行医以来,许叔微一直践行自己的诺言,“不以贫贱,家至户到,察脉观色,给药付之”。为让更多的医生提高医术救治病人,他编出歌谣《伤寒百证歌》帮助同行理解《伤寒杂病论》。公元1112年,在京都汴梁进士落第后,因治病有功,蔡京要加官于他,面对“嗟来之食”,许叔微断然拒绝,如此气节得到众人一致称赞。

  宋室南渡后,许叔微也举家南迁。53岁那年,许叔微终于进士及第,入朝为官。然而,面对朝廷昏庸腐败、忠良遭陷,他满腔的报国热情被浇灭,遂愤然辞官隐退于太湖马山“梅梁小隐”。在此期间,他一边行医济人,一边拿出自己平生已经用过多次、行之有效的药方,编成《普济本事方》,撰写多部医著。南宋元初诗人陆文圭有诗赞曰:“江左知名许叔微,公来示之衡气机。天下呻吟尚未息,公持肘后将安归。”

  悬壶济世,救死扶伤,在历代挑战疾病、应战疫病的过程中,无数杏苑先贤,不仅塑造了中医风骨,更是当时乱世中千千万万个想要济世救民的有志之士的缩影,可谓“侠之大者”。

  在他们心目中,百姓的健康和安危,永远是最重要的事情。(石顺江 段彦峰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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